【武漢訪友之二】隨州博物館

看過曾侯乙墓，很快就到了隨州博物館的北門。

北門進院，繞道南門進館。

博物館周圍的花壇、草坪立有好多廉政方面的碑石，這裡還應該是隨州市的廉政公園。

博物館背西朝東，前面就是擂鼓墩大道，正對著的是清河路，跨過涢水。
博物館建設背靠擂鼓墩，設計主體為一個主館和兩個副館，園林式布局，採用楚國建築「一台」、「殿」、「多台」組成的風格，外形主要體現「楚城」和「編鐘」特色。同時，它又是一座設備條件較為先進的現代博覽建築。

沿著梯形台階，進入一層主館是一個大序廳和休息廳，往裡走是一個面積為1100多平方米的陳列廳，陳列廳的後面是辦公區和庫房；陳列廳的左右兩邊分別為一個面積600餘平方米的展廳；南、北兩個副館主要設計為面積1000多平方米的展廳和編鐘演藝廳。博物館的主館第二層主要是三個展廳和兩個小珍品館，面積達1500多平方米。

隨州古稱"漢東之國"，其「隨」字最早出於西周「漢東之國隨為大」，當時隨國為一諸侯國，附庸在楚國之下，附近有陳國、蔡國、唐國等。自西周后，「隨」這一古地名得以流傳下來。隋文帝楊堅曾在此封地，隋朝亦因隨州而命名。

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的隨州，歷史名人上古有炎帝神農；春秋有季梁、隨侯；戰國有曾侯乙；唐時有胡紫陽等；隨州城西擂鼓墩出土的戰國早期大型成套系列編鐘(打擊樂器)，更驚艷世界，被譽為「世界第八大奇迹」。

館內現有《通史陳列展》、《擂鼓墩二號墓出土文物展》、《名人名家書畫展》、《隨州市公安局追繳文物展》等專題陳列。

曾侯乙墓是戰國早期曾侯乙的一座墓葬，位於湖北隨州城西兩公里的擂鼓墩東團坡上。曾侯乙墓呈「卜」字形，墓坑開鑿於紅礫岩中，為多邊形岩坑豎穴木槨墓。無墓道，南北向，墓坑南北長16.5米，東西寬21米，深13米，面積為220平方米。

此曾國與史書中的姬姓隨國一國兩名，始祖為赫赫有名的周朝開國大將軍南宮适（括）。曾國是西周初期周天子分封鎮守南方的重要邦國。

墓中隨葬以九鼎八簋（guǐ，音軌）和編鐘、編磐為主的禮樂器，遵守了周代諸侯的身份，九鼎八簋應為天子使用，諸侯應使用七鼎六簋，反映出先秦社會嚴格的禮樂制度在後期已經出現裂縫，以及人們對天地、神明和祖先的敬畏。十二律俱全的64件青銅雙音編鐘（不包括楚王所送鎛鍾）、玲瓏剔透的尊盤和完整地書寫二十八宿（xiù，音秀）名稱的衣箱等，體現了先秦時期中國在藝術、技術、天文等方面的極高成就。其中出土的曾侯乙編鐘是迄今發現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銅編鐘。

青銅冰鑒。這是古代用以冰（溫）酒的器具，通高61.5厘米、邊長62厘米、重170公斤。它由內外兩件器物構成；外部為鑒，鑒內置一尊缶。鑒與尊缶之間有較大的空隙，夏天可以放入冰塊，冬天則貯存溫水，尊缶內盛酒，這樣就可以喝到「冬暖夏涼」的酒。

鑒和尊缶均飾以變形蟠螭紋、勾連紋和蕉葉紋等，並均有「曾侯乙作持用終」銘文。此器結構複雜，造型奇特，工藝精湛，是一件具有特殊用途的大型酒具。同時出土兩件，造型、紋飾、大小均同。

尊缶為古代盛酒器，通高124.5厘米、口徑48.4厘米、足徑69厘米，重327.5千克。這件大尊缶是目前所知我國先秦酒器中最大、最重的一件，堪稱「酒器之王」。它不但擁有足以傲視同類的巨大體型，而且在紋飾上也極盡精美，器表由細密複雜的渦紋、重環紋、蟠螭紋、綯紋、雷紋、蕉葉紋、帶紋、蟠蛇紋等構成，花紋花式統一，線條整齊劃一。大尊缶出土時，裡面還存有酒液。歷經二千四百多年沒有泄漏，可見缶的密封性之好。這件大尊缶不僅為我們了解曾國的人文歷史提供了珍貴實物資料，而且也讓人感受到了當時貴族的豪飲之風。

聯禁銅壺。壺為敞口，厚方唇，長頸，圓鼓腹，圈足。左壺通高99厘米、口徑33.8厘米、蓋罩徑53厘米、底徑40.6厘米、重106公斤；右壺通高99厘米、口徑32.6厘米、蓋罩徑53厘米、底徑40.6厘米、重99公斤，銅禁長117.5厘米、寬53.4厘米、高13.2厘米、重35.2公斤。壺蓋有銜環蛇形鈕，蓋外沿套裝勾連紋的鏤孔蓋罩。壺頸兩側各有一攀附拱屈的龍形耳。器身飾蟠螭紋和內填蟠螭紋的蕉葉紋等。兩壺內壁均鑄有「曾侯乙作持用終」銘文。

禁面有兩個並列的中空圓圈，以承放大壺圈足。禁的長邊各有二獸足。獸口部和前肢銜托禁板，後足蹬地。禁面和側面均飾蟠螭等紋飾。

銅禁出土不多，迄今為止國內外僅見4件。在湖北省是首次發現。

中間，彩漆木雕鴛鴦形盒，既是一件可作實用的器具，更是一件精巧的藝術品，出自西室陪葬棺，應是其中一位陪葬女的心愛之物。器物的腹部兩側分別繪有撞鐘與擊鼓舞蹈圖案，是反映中國古代音樂舞蹈及繪畫藝術的罕見的材料。

左側，彩漆木雕龍鳳紋蓋豆。食器。盛放腌菜、肉醬等調味品的器皿。這兩邊把手很顯雕工。

尊盤。尊高33.1厘米，口徑25厘米，盤高24厘米，寬57.6厘米，深12厘米。

尊敞口，呈喇叭狀，寬厚的外沿翻折，下垂，上飾玲瓏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紋，形似朵朵雲彩上下疊置。尊頸部飾蕉葉形蟠虺紋，蕉葉向上舒展，與頸頂微微外張的弧線相搭配，和諧又統一。在尊頸與腹之間加飾四條圓雕豹形伏獸，軀體由透雕的蟠螭紋構成，獸沿尊頸向上攀爬，回首吐舌，長舌垂卷如鉤。尊腹、高足皆飾細密的蟠虺紋，其上加飾高浮雕虯龍四條，層次豐富，主次分明。盤直壁平底，四龍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隻方耳，皆飾蟠虺紋，與尊口風格相同。四耳下各有兩條扁形鏤空夔龍，龍首下垂。四龍之間各有一圓雕式蟠龍，首伏於口沿，與盤腹蟠虺紋相互呼應，從而突破了滿飾蟠螭紋常有的滯塞、僵硬感。出土時尊置於盤內，兩件器物放在一起渾然一體。

尊是盛酒器，盤一般作水器用，二者合為一器，尊內盛摻有香草汁的酒，祭祀時酌以獻屍，賓禮時酌以飲客。整套器物紋飾繁縟，窮極富麗，其精巧達到先秦青銅器的極點。尤其是器上鏤空裝飾，透視有若干層次，系用失蠟法鑄造，即先用蠟做模，模外做范，加熱烘烤使蠟模融化流失，使整個鑄件模型變成一個空殼，再將青銅溶液澆灌至空殼內，就可鑄成所需的器物。這一發現，證實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戰國早期，中國的失蠟法鑄造技術已經達到極高的水準。尊和盤均鑄有「曾候乙作持用終」銘文。

曾侯乙墓的北室是兵器庫及車馬室，出土兵器數量之多，品種之繁，也反映了墓主人的不凡身份。兵器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殳。對於殳，歷代典籍多有記載，可惜都比較簡略。歷經千載歲月，滄海桑田，後世竟然未有先秦「殳」的實物或圖形傳世，使得後人難以知道它的真面目。殳，有的史書上也稱作「杵」或「杖」，是先秦時代一種木或竹製成的長柄兵器，不但可用於防身自衛，還可用於裝備軍隊戰車。一般認為殳是由原始社會中狩獵用的竹木棍棒發展而成。

《尚書·武成》中有「血流漂杵」，「杵」就是商代士兵所使用的殳，那時的殳一般是用一根堅實的木棒製成。周朝把殳列入「車之五兵」之一，是用於實戰的兵器。        秦始皇統一天下，秦軍所向披靡，擁有數量龐大、質量精良的兵器。然而此時作為車戰「五兵」之一的殳，其功用卻悄然退化。從秦始皇兵馬俑坑中出土的殳來看，全都是以青銅圓筒套的無鋒刃的儀仗器。漢承秦制，在漢代的儀仗中，殳被稱作「金吾」，銅製套頭，兩頭鍍金，御史大夫、司隸校尉等常常「執金吾」夾侍拱衛皇帝。漢代以後，隨著車戰淡出歷史舞台，殳也悄然湮沒。作為兵器的殳有沒有刃呢？

曾侯乙墓出土了多件帶銘文的實戰與禮儀用的殳，銳殳7件，晉殳14件。其中3件銳殳刃部較長，頂端有鋒，呈三棱矛狀，並在鋒后裝有帶尖刺的銅箍，一側刃上鑄篆書「曾侯越之用殳」，是中國迄今為止唯一一次出土自銘為「殳」的兵器，真正徹底解開了殳的形制之謎。晉殳兩端無刃，僅有銅套。兩種兵器的桿均為積竹木，以八棱形木杆為芯，每個棱面貼寬約1厘米左右的竹片，外面密纏絲線、革帶、藤皮，表面髹以紅漆或黑漆。

笙是自古至今沿用著的一種管樂器，《詩經·小雅·鹿鳴》曰：「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苹；我有嘉賓，鼓瑟吹笙。」可見笙與瑟是經常配合使用的樂器。曾侯乙墓出土的笙，可以分為十二簧、十四簧、十八簧3種，均用匏斗、蘆竹笙管、蘆竹簧片製成。笙簧因音頻高低而大小不一，框與舌間的縫隙細如髮絲，做工十分精細。經專家試奏，其聲音婉轉低回，古樸典雅，細膩迷人。戰國至秦漢之際，盛行「竽瑟之樂」，曾侯自然也不例外。不過，曾侯乙墓出土的瑟，其弦已腐朽，但瑟身依然保存完好，長167.3厘米，首寬42.2厘米，尾寬38.5厘米。瑟首端有1個長岳山，尾端有3個短岳山，張弦25根，另有木質瑟柱置於弦下。從其仿製品的演奏中，可品味其原有的濃郁韻味。

編磬。青銅錯金磬架，通高109厘米、寬215厘米，由一對圓雕怪獸及其頭上插附的立柱為虡，兩根圓桿作橫樑，呈單面雙層結構。獸頂插附的立柱從腰、頂兩處與橫樑榫接。橫樑底等距焊鑄銅環，以串鉤掛磬。磬架施線條流暢的錯金雲紋。青銅錯金磬架，其磬架之精美、磬塊之眾多、編懸之明確、配件之完備，在考古發現的樂器中獨一無二。

32塊磬系用石灰石或大理石磨成，形若倨句，大小有異，分為兩層四組。一磬虡獸舌上有「曾侯乙作持用終」銘文。磬上刻有（其中有少量為墨書）編號和樂律銘文，計708字，意與曾候乙編鐘銘辭相通。經復原研究，知其音域跨三個八度，十二半音齊備。音色清脆，獨具特色。同出有銘磬匣3具，彩繪磬槌兩件。演奏時，需由1人雙手執磬槌，跽地而擊。

曾侯乙青銅編鐘，可謂中國古代的鋼琴，樂器中的王者。組成部分眾多，音色優美，每個編鐘上的細節，精細到讓人吃驚。編鐘是我國古代最龐大的樂器，共64件，分三層懸挂在滿飾彩繪花紋的銅木結構的鐘架上，每層的立柱是一個青銅佩劍武士。它們的形體和重量是上層最小，中層次之，下層最大。總重量在2500公斤以上。

距今2410餘年，雖然2000多年過去，但是樂器本身的魅力並未消退，它音域寬廣，有五個八度，比現代鋼琴只少一個八度。鐘的音色優美，音質純正，基調與現代的C大調相同。考古工作者與文藝工作者合作探索，用此鍾演奏出各種中外名曲，無不驚嘆音色優美，可以演奏中外各種樂曲，另世界音樂界震驚，也是世界音樂史上的一大奇迹。

它很高調的奏響過四次：

第一次奏響：1978年。曾侯乙編鐘出土后，文化部的音樂家趕到隨州，對全套編鐘逐個測音。1978年8月1日，沉寂了2400多年的曾侯乙編鐘，重新向世人發出了它那浪漫的千古絕響。編鐘演奏以《東方紅》為開篇，接著是古曲《楚殤》、外國名曲《一路平安》、民族歌曲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》，最後以《國際歌》的樂曲為落幕。

第二次奏響：1984年中國成立35周年。改革開放使中國大地迸發出勃勃生機，1984年，為慶祝新中國成立35周年，鄧小平天安門廣場閱兵，省博物館演奏人員被特批隨編鐘進京，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，為各國駐華大使演奏了中國古曲《春江花月夜》和創作曲目《楚殤》以及《歡樂頌》等中外名曲。

第三次奏響：1997年香港回歸。1997年香港回歸，在中英政府舉行的香港政權交接儀式現場，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名嘉賓，欣賞了由音樂家譚盾創作並指揮、用湖北的曾侯乙編鐘(複製件)演奏的大型交響曲《交響曲1997：天地人》，雄渾深沉的樂聲，激蕩人心，震撼寰宇。

第四次奏響：2008年奧運會頒獎樂。2008年北京奧運會頒獎音樂被稱作「金玉齊聲」，由古編鐘原聲和玉磬的聲音交融產生，以形成「金聲玉振」的宏大效果，與奧運會「金玉良緣」的設計理念一致。

《通史陳列展》展出了隨州古代文明發展全貌。新石器時代的石器和陶器。

透露出開創歷史的艱辛；商周青銅器品種齊全，銘文豐富，被譽為「青銅器王國」，其發展演變則顯示出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結晶。特別是曾國青銅器群，為研究曾國文化及曾、楚關係，提供了重要實物史料。戰國菱形勾連雲紋銅敦之精美，為國內已出土銅敦之首。東漢胡人陶俑再現了民族大融合，隋唐金銀器說明了王朝的空前繁榮。元明清瓷器精品流光溢彩。

玉器。

炎帝，姜姓，連山氏（烈山氏），因善火耕而號神農氏，因以火德王，故稱炎帝，是中國漢族傳說中上古時代的天下共主，年代早於黃帝，炎帝部落從少典氏及有蟜氏派生出來。從神農起姜姓部落共有九代炎帝，神農生帝魁，魁生帝承，承生帝明，明生帝直，直生帝氂，氂生帝哀，哀生帝克，克生帝榆罔，傳位五百三十年。

相傳炎帝牛首人身，他親嘗百草，發展用草藥治病；他發明刀耕火種創造了兩種翻土農具，教民墾荒種植糧食作物；他還領導部落人民製造出了飲食用的陶器和炊具。傳說炎帝部落後來和黃帝部落結盟，共同擊敗了蚩尤。

華人（不僅漢族）自稱炎黃子孫，將炎帝與黃帝共同尊奉為中華民族人文初祖，成為中華民族團結、奮鬥的精神動力。

炎帝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：制耒耜，種五穀，奠定了農工基礎；立市廛，首辟市場；治麻為布，民著衣裳；作五弦琴，以樂百姓；削木為弓，以威天下；

製作陶器，改善生活。

在陶器發明前，人們加工處理食物，只能用火燒烤，有了陶器，人們對食物可以進行蒸煮加工，還可以貯存物品，釀酒，消毒。陶器的使用，改善了人類的生活條件，對人類的飲食衛生和醫藥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
制陶工藝逐漸從簡單的形狀向美觀、大方的方向發展，這也帶動了社會向新的發展方向前進。

在考古中，屬於炎帝神農時期文化的隨州冷坡埡遺址、西花園遺址、棗陽雕龍碑遺址，出土了大的陶器。其中以夾砂黑陶和夾砂灰陶為主，泥質黑陶、灰陶、夾砂粗紅陶次之，泥質紅陶較少，泥質白陶最少。除少量的素麵陶外，紋飾有籃紋、附加堆紋、凹凸弦紋、方格紋、鏤孔刻劃紋、繩紋、葉脈紋和少量的彩陶等。器形有鼎、罐、厚胎喇叭形紅陶環、陶紡輪、碗、盆、圈足盤、器蓋、瓮、尖底缸、長頸壺、四足方鼎等，這一發現對我們研究當時的制陶文化，提供了有利的參考。說明當人們已經掌握制陶技術，且陶器被人們廣泛使用。

1990年4月，湖北隨州市正在修建老人活動中心，工人在挖地基時，竟從泥土中發現大量的陶制碎片，但他們並未過多關注，而是繼續趕工發掘，直到一位年輕的工人挖出陶制工具，他們才意識到事情有些不對勁兒。

施工隊長看到陶制碎片和陶制工具，他懷疑工地下有古墓，連忙將消息上報給當地的文物管理局。專家趕到現場后，對現場情況進行具體的考察，並確定該地確實存在古墓。

古墓已遭到破壞，專家們決定對古墓進行搶救性發掘。經過半個多月的清理后，專家們在古墓中出土了不少的陶制用具，根據這些用具的特點，專家們確定古墓建於東漢時期。

清理任務即將完成時，一位年輕的專家卻在1號磚室墓的腐朽物中，發現一件「奇怪」的陶俑，它竟呈現跪式，頭上還帶著武士帽，表情有些生氣的樣子，導致八字鬍子外翹，雙手放在胸前，舉著一把小斧子。從陶俑眼睛深凹的整體造型上看，我們便能確定，該陶俑是胡人。

古墓中出土胡人陶俑並不奇怪，但這個陶俑的背後竟用隸書刻了六個字——「此人皆食大倉」。 專家們看到六個神秘的字，經過研究，最終確定跪式陶俑的用途，該陶俑是守護糧倉的。

在東漢時期，隨州屬於南陽郡，這裡轄區廣闊，人口眾多，氣候非常利於耕種農作物。當地的農民為減少洪澇災害，還修建了水利工程，並充分利用地形和河流的特點，進行打井灌溉。正因如此，南陽郡的糧食產量屢創新高，成為兩漢時期的「農業大郡」。眾所周知，漢代的糧食豐收后，會統一放入糧倉，並由專門人士進行看管。漢人應聘看管糧倉的職位很正常，但為何胡人也會趕來湊熱鬧。

在兩漢時期的石像、畫像磚、壁畫等物品中，我們經常會看到胡人圖像，這就意味著漢代注重對外文化交流，並具有兼收並蓄的包容性。而胡人跪式陶俑便證明，胡人來到漢朝打工，並被善意接納的一種社會現象。

但隨州發現的古墓並不是糧倉，為何墓主要將守糧倉的胡人俑當隨葬品呢？

根據相關資料記載，在漢代，雇傭胡人所需的工資比較高，而能用胡人看守的糧倉，必定是大糧倉，小糧倉沒有雄厚的經濟條件，能夠讓胡人為其守門。當時東漢的王公貴族去世后，會在墓內存放糧食，也就是修建一個冥倉，而他們用胡人陶俑守倉，主要的目的是說明墓內有大糧倉，用以彰顯出自己的身份與地位。

「生前享受，死後顯擺。」墓主在墓內設置糧倉，並放入胡人俑為自己看守，他希望自己在地下享用不盡，永遠富足。這樣的行為也側面說明奢華墓葬，逐漸開始流行，而這種奢侈的風氣開始盛行后，漢代怎能不走下坡路，又怎麼能不覆亡呢……

畫像磚起源於戰國時期，盛行於兩漢，多在墓室中構成壁畫，有的則用在宮室建築上。畫像磚主要用木模壓印然後經火燒製成，也有的是在磚上刻出紋飾。畫面的表現形式有淺浮雕、陰刻線條和凸刻線條。有的上面還有紅、綠、白等顏色。多數畫像磚為一磚一個畫面，也有一磚為上下兩個畫面的。畫面內容非常豐富，有表現勞動生產的，如播種、收割、舂米、釀造、鹽井、桑園放牧等，有描繪社會風俗的如宴樂、雜技、舞蹈等，有神話故事如西王母、月宮等，還有表現統治階級車馬出行的。因此，它們不僅是美術作品，也是記錄當時社會生產、生活的實物資料。

西漢早期，這種畫像空心磚墓在今河南地區迅速發展，並在西漢中期影響到今晉南、冀南、鄂北、皖北和魯西等周邊地區。西漢晚期到東漢末是畫像磚藝術的繁榮期。從西漢晚期起，畫像磚墓開始擺脫了呆板的箱式結構，迅速向居室化發展，畫像磚也擺脫了空心磚的舊模式，向多形化發展。東漢時期，畫像磚藝術發展到巔峰，畫像磚墓的分佈範圍擴大到西至甘青，東到海濱，南起雲貴，北達大漠的廣闊區域，並形成了以今河南地區和四川、重慶地區為代表的兩大中心分布區，其中四川、重慶地區的畫像磚持續繁榮到蜀漢時期。東漢時期的畫像磚已經揚棄了圖案化的構圖，而以有完整畫面的方形、長方形、條形的實心磚作為主要載體。

《虢國夫人游春圖》唐代畫家張萱的畫作。原作已佚，現存的是宋代摹本，絹本設色，因金章宗完顏璟判斷失誤而題為宋徽宗摹本，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。

此圖描繪的是天寶十一年（752年），再現唐玄宗的寵妃楊玉環的三姊虢國夫人及其眷從盛裝出遊，「道路為（之）恥駭」的典型環境。

張萱，盛唐畫家，京兆（長安，今西安）人，擅長人物畫，尤工仕女、嬰兒畫。有時亦畫貴公子、鞍馬屏障，對亭台、林木、花鳥，皆窮其妙。可見張萱是一位很有才能的畫家。特別是所畫仕女，豐頤厚體的形象，開盛唐「曲眉豐頰」的畫風。線條的運用，則從周密中脫胎出來，加以提煉，簡勁而流動。賦色艷麗而不蕪雜，鮮明而不單調。張萱、是唐代最具盛名的仕女畫大家，馳譽丹青。

參觀完畢，驅車直奔武漢，已約好同學在那裡等著，最主要的目的是看黃鶴樓。

第一次見到故意建傾倒的高架橋。

安陸服務區吃盒速食麵。

李白在安陸。咋一看把陸安當成了人名，成了「陸安在……」

福銀高速兩側紅、白兩色夾竹桃開得正艷。

長江日報社。

過武漢長江大橋，我們到了江南。

進入武漢市區。

下午去看黃鶴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