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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河水庫已改名為尚陽湖水域

2019-11-06 18:13:11 jzyaia 閱讀:574 積分:2000  

在遼北東部的綠色群山中,有一泓56平方公里的碧水。這就是從前稱作清河水庫、而今已改名為尚陽湖的水域。為什麼要改成這個名字?因為水庫里淹沒了一個叫尚陽堡的村落,而這尚陽堡在當年可以說是一塊流人的傷心地。

尚陽堡清初最重要流放地

尚陽堡最初叫靖安堡,出現於明朝初年,至今已有600餘年的歷史。

公元1616年,努爾哈赤攻取開原之前,順路先摧毀並佔領了靖安堡。他們不喜歡這個帶有歧視味道的村名,便把靖安堡改成了尚陽堡。

至於為什麼叫作尚陽堡,已找不到官方的「文件」了,只留下兩種民間傳說可供參考:一是說清河沿岸常鬧水災,水屬陰,這裡陰氣太重,起一個帶陽的名字,能求得陰陽平衡,百姓安寧;另一說是,還是貝勒爺的皇太極路過這裡,遠見村後山坡上有三隻羊在吃草,便遙指說,到有三羊的那個堡子休息。下邊人便頌揚道:「三陽(羊)開泰,貝勒爺的好運要來了……」從此,這裡便叫起了三羊堡。人們冷靜下來一琢磨,三羊堡太俗、太白,就諧音叫成個挺有文採的尚陽堡。

提起清朝的流放地,人們都知道寧古塔,其實,尚陽堡作為流放地要早於寧古塔。有史可查的、正式向尚陽堡發配免死人犯,是從公元1633年8月開始的。是時,皇太極的清國,抓獲了一個由關里來的盜挖人蔘的團伙,判了個免死流放,一伙人都被遣送到了尚陽堡。

有的學者研究統計,有清一朝,發往東北流人,約有10萬之眾。直屬於刑部的尚陽堡,更是「熱鬧非凡」。史料記載:康熙7年,尚陽堡有流徙罪犯3500餘人,連同家屬共5914人。此後康熙12年到17年,「凡附屬吳三桂之滇人,悉配戍於尚陽堡」。直到清廷在東北又增設了寧古塔等許多戍所,才逐漸停止了向尚陽堡的流放。流人穿紅衣每天一升米五文錢

歷朝統治者選擇流放地的標準,都是邊遠和艱苦,讓流人受盡煎熬又無法逃走。如唐代,就選中了煙瘴西南(含湖北房陵、湖南郴州、嶺南潮州等);唐、宋兩朝,都選了孤懸海島(主要指海南島);有清一代,則選擇了苦寒東北和絕域西北兩個地區。

我國歷史文明誕生伊始,流放這種刑罰就產生了,如「舜流共工於幽州」。湯滅夏后,夏桀就被湯流放到南巢,一直到死去。大詩人屈原,也曾被楚國兩次流放。宋朝的兩個皇帝,徽宗和欽宗,被金國擄去,流放到北方五國城(今黑龍江省依蘭縣),坐井觀天……

最初,流放只作為一種輔刑,北齊始定為五刑之一,一直沿用至清朝。所謂五刑,即: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。其中的流,就是流放。

流犯以罪行輕重定發2000里、2500里、3000里三等。南人北遣,北人南遣。流放是終生的。初,「流犯妻妾從之,父祖子孫欲隨者聽。 」途中消費由公家負擔。後來將「妻妾從之」條取消,親屬願隨者,旅途花銷自負。

流犯得到定案判決后,必須在一個月內動身。由官差押解,有時是一人、一戶,有時是彙集成批,幾人或數十人。日限行50里,若3000里限二月,2500里限五十日到達。限期內不到流放地者,有關部門和押送人員要承擔責任。犯人表裡上下,棉衣單衫,一律用紅布縫製,易於區別,防止逃跑。途經各地,均須由府縣衙門驗看,並在文書上註明「完全」字樣,再鈐蓋印信,轉遞下一府縣。流放途中,由所經各地政府提供每天必需的食物。流犯和隨行家屬,每人每天可得到約一升糧食,五文鹽、菜錢。對於這些長途跋涉的流人來說,這點錢糧是遠遠不夠的,許多人常常處於半飢餓狀態。尚陽堡距京城將近2000里,該走多少天,是可以計算的。那時可沒有公路啊,爬山、涉水,鄉道坎坷,流人因勞累、飢餓而死於途中者,並不鮮見。

主人殺死為奴流人不必治罪

按清廷規定,流人到了尚陽堡,先要杖100,實際只打40(杖用竹板製成,長5尺5寸,大頭寬2寸,小頭寬1寸5,重量不過2斤)。然後,在沒有盡頭的流期內,按規定,他們要從事三種勞役形式中的一種:為奴、當差、種地。

為奴,是流放處罰形式中最重的一種,就是給八旗旗民為奴。滿族人從來不以同族人為奴,入關前以擄掠漢人為奴源。入關后,則以流犯為奴,並將其正式法制化、制度化。為奴流人做為主人的奴婢,政治、生活地位低下,毫無自由可言。雍正六年甚至規定,主人殺死為奴流人,不必治罪。

當差,是選用旗人和各種有身份的流人為主。當差者,多在驛站、官府、官莊、圍場從事一些雜役。每日支付供其維持生活的口糧銀。也有人被派去干拉縴、擺渡、護堤、挖渠、燒窯等重體力活。既辛苦又危險,比為奴好不到哪裡。正符合清廷「折磨當差」對其改造的宗旨。

種地,「一夫撥田12畝,歲納6石,上給種籽牛具」。要求一定數量的流犯共同耕作,受有關方面監督;罪行較輕又攜眷屬的,還可以一家一戶單獨種地。

流犯中有些帶有微資或有手藝者,可交由當地地保管理,任其自謀職業。你開個豆腐坊、開個煎餅鋪、開個鐵匠爐、開個小商鋪,都是可以的。

這麼多流人,為奴、當差、種地,應不只在尚陽堡一村一堡。而是在以尚陽堡為中心的一個地區,包括周圍許多村、堡。靖安堡時代,它的周圍許多台、關、屯兵處,這時都已經發展成村落了。甚至包括開原、鐵嶺,都可分擔安置任務。

流人苦嘆鄉關在何方

佛家說苦海無邊,回頭是岸。而流人回過頭去,依然是茫茫苦海,他們的流放是沒有期限的。他們叩問蒼天,出路在何方?得到的回答也是「腳下」。

一是終生流放。流犯中的反叛、殺人、放火、劫囚、官吏犯贓、屠牛、合造毒藥等罪犯,明文規定,是「常赦所不原」的,遇有大赦都不能赦免。有來無返,只有客死流放地才是止境。

一是走向逃亡。少數流犯,實在熬不下去了,只有逃亡一條險路。這多發生在下層流人中,上層流人很少走這條路。他們目標較大,並總在標榜自己忠於朝廷,對皇上抱有一定幻想,加之也沒有這個膽量和勇氣。清律規定:流犯逃亡,二十日內自歸者,尚可免死;二十日後被拿獲,一律就地正法。

一是落戶為民。希望把罪犯「日久化為愿樸良民」,這也是朝廷設流刑的初衷之一。既改造了罪犯,又充實了邊遠地區的人口。一般流犯在服役三年、五年、十年後,即可在當地為民(不準回原籍),「給與地畝,准入民籍」。「其未領有馬匹農具者,補行給與,並借給造房銀兩、口糧、種子等項,分年歸還。於種地次年,即令納糧,照民人每畝八升。 」

一是返籍為民。但這個條件十分苛刻,除特殊立有大功者。真正返籍為民者是微乎其微的。

一是入伍當兵。只有旗人流犯可有此結果,旗人流犯是有刑期的,一般三年到五年,期滿后,就可在當地八旗入伍當兵了。

歸根到底,最終就是要把這些人融入東北當地社會。

尚陽堡有很多高官流人

我們先列一個能夠查得到的、尚陽堡部分上層流人的名單:湖廣道御史、巡撫四川欽差郝浴,順治進士、禮部給事中季開生,明崇禎進士、降清后官至刑部右侍郎、吏部右侍郎董國祥,康熙進士、翰林院庶吉士陳夢雷,河南主考官丁澎,翰林院撰修孫緶,兵部左侍郎張天植,山東巡撫吳達,山西巡按劉嗣美,江南推官張恂,順治舉人陸慶曾,名詩人孫暘、何志清,江南鬧事諸生蔡礎、陳大捷、潘震雷等。

朝廷對這些「免死流尚陽堡」的人,處罰是嚴厲的,刑期多是終生。嚴格禁止回京和返回南方原籍,禁止他們再介入政治。讓他們在「極邊苦寒之地」,消磨掉銳氣,但還沒想從肉體消滅他們。所以,到了尚陽堡,當地、包括盛京的官員,對他們還是相對地較為寬鬆的。

從這些有身份流人留下的小心翼翼的詩文里,可以看出他們的流放生活狀況。多數初到尚陽堡報到時,都被佐領以各種理由免去了那40帶有侮辱性的杖刑。這些人多數帶有足夠維持生計的銀兩,多數不用去為奴、當差、種地,而是閑在家裡,有的還在南城門外建了自己的房子。他們一個個肩不能擔擔,手不能提籃,對關東的生活、民俗又十分生疏,能夠幹些啥呢?於是,有的到清河上去垂釣,與當地老人夜釣到黎明;有的在家寫詩作畫,消磨時光;有時也被組織去獵場去觀看八旗兵騎射練兵;甚至到佐領處掛個號、請個假,還可以走出尚陽堡,到鐵嶺、到盛京探親訪友,參加詩社活動,寫詩唱答。

當地老百姓對他們又是尊重,又是同情,把房子租給他們,給他們送柴、送米、送黏豆包;教他們如何燒暖火炕,向他們求畫……

這些上層流人們,都是吮吸儒學乳汁長大的,按儒家規則做人,忠君愛國,對於遭受的不公正和苦難,無怨無悔,逆來順受,循規蹈矩,總想以順服、自責來換取皇上和朝廷的寬恕。

他們最不能忍受的:一是不能施展胸中的政治抱負,治國安邦、建功立業,壓抑而鬱悶;一是遠離親人、故土,長期思念的痛苦;一是漫長的冬季酷寒和四野荒涼的孤獨與寂寞…… 流人對東北文化的貢獻

從順治年到清廷退位前的267年間,清朝遣送東北流人數量約10萬之眾。他們中有農民、工匠、士兵、商販、官吏和文人學士,其中許多人才華橫溢。他們在險境里、在困頓中艱苦勞動,不懈奮鬥。看似苦難的種子,卻開出了燦爛的文明花朵,流人文化,成為一個歷史階段東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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